在中东，逃难很少是一时的，而是持续数年、甚至几代人的，是即便自身未曾亲历，却又必须背负的家族记忆。
了解这一点，并非源于书本，而是源于我自己的家庭。
以色列1948年宣布建国前夕，我的祖父从巴勒斯坦来到叙利亚大马士革，在这里开了家小店，随后举家搬迁至此。就这样，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前，他们离开了故土。当时他们以为在大马士革的停留时间不会很长，谁知竟延续了几代人之久。
我和父母都出生在大马士革。但在我的几乎所有的官方文件上，都有一行字：抵达叙利亚避难时间：1948年。在官方层面，我被锚定在一个自己从未经历过的逃难时刻。我未曾逃难，却继承了难民身份。
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时，我看着那些老友们逃难到世界各地。他们的痛苦，我感同身受。可与此同时，一种苦涩的庆幸也涌上心头：我没有二次沦为难民。
我那时还不明白，流离失所，有时并非一条越走越远的直线，也可能是一轮残酷的折返。
今年3月黎以战火重燃，许多曾因叙利亚的战争逃到黎巴嫩的人，沿着同样残破的道路返回，回到他们曾经逃离的国家。
2011年干旱和战争席卷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克省，39岁的乌萨马·奥贝德迫于生计逃往黎巴嫩。他在建筑行业找到了工作，花了数年时间试图建造一个未来。
但是战争如影随形。当以色列加剧空袭黎巴嫩南部，他所在的社区风雨飘摇。“前一秒我们还在工作，下一秒不知从何而来的炮击就会落下。”奥贝德说。他再次逃离，离开了那间租来的房子以及他一点点拼凑起来的生活。
对他来说，回到叙利亚的旅程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熟悉感，“感觉就像被拽回过去。”
虽有过短暂的回归感，但现实很快让人清醒，奥贝德不得不面对失业和生活等问题。他说，如果黎巴嫩局势稳定下来，他可能会再去。
41岁的咖啡小贩哈德尔·达哈姆也经历了相似的折返。2014年，他离开叙利亚来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。但由于今年暴力活动升级，他不得不穿过边境崎岖的山地和雷区逃回来。
回到叙利亚，他百感交集，“现在安全多了，但经济情况却非常困难”。他说，一条流亡经验很重要：仅有安全是不够的，“经济稳定才是真正的安全”。
我在所有这些故事的背后，都觉察到一些无声的愿望：希望有一天归乡不再是为了躲避别处的战火，希望再次穿越边境时不是迫于无奈和绝望，希望下一次停留就是终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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